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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书:代际担当和理论自觉

来源:文艺报 | 徐妍  2020年02月14日09:05

2020年初,朱自强主编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书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朱自强的《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论稿》、方卫平的《1978-2018儿童文学发展史论》、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诗学研究》、徐德荣的《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学研究》、聂爱萍的《儿童幻想小说叙事研究》、黄桂珍的《张天翼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程诺的《后现代儿童图画书研究》、中西文纪子的《图画书中文翻译问题研究》共8册。丛书的问世源自出版方、主编人、作者们共同的情感记忆和各自的学术机缘,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复杂新变做出了回应。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一边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一边投身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现场。特别是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原创儿童文学的类型日益多样,原创儿童文学与复制性童书也日益分化,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越发感知到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仅以儿童文学理论丛书来说,在儿童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不同代际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以富有个人特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合力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发展而集体发声。接力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了《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丛书,浙江少儿出版社在2019年推出了《思潮·前沿:中国当代儿童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伊始,少年儿童出版社继1997年出版具有当代儿童文学经典性理论价值的“跨世纪儿童文学论丛”后,时隔20余年又推出了由朱自强教授主编的《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丛书,根本性的机缘在于,不同代际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代际担当”意识和“理论自觉”意识,以此回应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种种新变。

何谓代际担当意识?代际一般指的是代际关系或代际效应。其实,代际不仅意指不同时代的群落在自然时间流转中的关系或效应,更意指在历史时间演变中的关系承传和改变,因为代际生成的背后是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演变的合力。在此意义上,代际担当意识即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试图以代际关系或代际效应来承担社会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本套丛书作者的代际结构既是跨国别的“三代同堂”,更是“50后”至“85后”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对其所置身的社会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回应和书写。

何谓理论自觉意识?“理论自觉”意味着“对必然性的自觉及对自发性的否定”,自发与自觉是标志人对自己社会活动的意义是否理解以及理解程度的范畴,自发与自觉是相对的。然而,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而言,实际情况要比理论本身复杂得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的自发与自觉同时也受制约于社会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的一切有意识的活动都是自觉的,只是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活动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某种历史必然性所支配,不能完全独立地从事或预见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如果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主要“依附”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内部进行自发阶段的理论研究,将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作为工作重点,那么在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则试图超越以往的学科“归属”而进入自觉阶段的理论研究,将儿童文学的应用性理论和跨学科理论作为工作重点。自发阶段与自觉阶段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并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是理论研究史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内容。

当然,无论是代际担当意识还是理论自觉意识,在本套丛书中,都是以代际的流动性的形式内化为不同代际学人的写作立场和写作范式,由此共同担当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使命。

朱自强和方卫平两位学人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体性革命”的思潮中成长和壮大的,“主体性意识”始终贯穿于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90年代,主体性意识在两位学人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但未有所退却,反而强化为“相互主体性”意识。朱自强的著作《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论稿》收录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迄今的中日儿童文学理论比较视域下的重要文章,但无论是哪个时段的文章,都是“有问题意识的有感而发”,呈现出由主体性意识到“相互主体性”意识演进的思维方式。在本书中,朱自强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等进行深入的辨析和反思。无论是面对国内的儿童文学论者的古已有之的观点,还是面对西方儿童文学论者佩里·诺德曼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本书都运用具体实例和具体分析来进行质疑,呈现了反思的批判性写作立场,探索了中日比较研究的方法与思想史、文学史、学术史相融合的研究范式,以此坚持他“三十几年来建构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方卫平的《1978-2018儿童文学发展史论》选用了文学史、思潮史和出版史、期刊史等多种方法并用的写作范式,同样带有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意识”向“相互主体性”意识演进的思维方式。方卫平在书中坚持知识分子型学人的独立立场,不依靠假定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观和已有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写作程式进行写作,而是从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文本出发。他特别钟情于那些带有先锋探索精神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也不惜笔墨地赞誉那些带有先锋精神的儿童文学刊物。也许,在这本著作中,方卫平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锋精神的眷恋和推崇,源自上世纪80年代文化记忆的馈赠。

相较之下,李红叶的《安徒生童话诗学研究》的写作立场似乎并不明确表明某种批判性或先锋性的写作立场。她一直静静地守护在安徒生童话身旁,忠实地做安徒生童话的解读者、传播者、阐释者。但透过作者的诗性语言和体贴入微的理解,可以发现李红叶所选择的正是建设性与抵抗性同构的写作立场,既试图还原被人们所误读的安徒生童话,更试图还原被人们所轻慢的以“小”搏“大”的童话观。李红叶为此选择了中国诗性和西方诗学写作范式的融合,以安徒生为个案,借助安徒生童话的诗学阐释,不仅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诗学研究方法,而且为新世纪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生命信念。

徐德荣和聂爱萍皆是英语系出身,具有跨文化的视域。两部著作在写作立场和写作范式的选择上皆立足本土、参照域外,关注现实、着眼未来。徐德荣的著作跨越翻译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的边界,对文本的感受力与分析力都值得称道。聂爱萍的著作跨越幻想小说理论与写作实践的边界,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都颇见功底。两位“85后”青年新锐学人的著作在写作立场和写作范式上既各有不同、又各有优长。黄桂珍的著作不是单纯的作家论,而是以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个案,以对张天翼研究进行重评的历史反思的写作立场,选取打通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边界的文学史整体性研究的写作范式,重新反思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现代性历史进程。程诺的著作选取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开放性写作立场,援引后现代主义理论方法对图画书进行研究,探索了图画书研究、童年史研究、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多种写作范式,为中国图画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不过,后现代理论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有限性和有效性值得进一步思考。如何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实践理论化,是值得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界深思的理论问题。日本学者中西文纪子的著作问题意识具体而微,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为中国图画书的译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参照、经验和启示。

综上所述,该儿童文学理论丛书通过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传统的挖掘和再阐释,以及对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的对话和灵活运用,以跨学科的视野,将其中有价值和有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资源植入新世纪儿童文学实践中,由此使得不同代际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自觉担当理论建设这一重大使命,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有效的理论支撑和思想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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