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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2019年第10期|海飞:我遥远的丹桂房(节选)

来源:《四川文学》2019年第10期 | 海飞  2020年01月14日07:19

丹桂房村坐落在枫桥镇南边三华里的地方。路边有一座黑不溜秋的松林庵,就在镇与村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一直没有听到过钟声或木鱼的声音从庵堂里传出来,也没有见过庵堂里有尼姑出没,仿佛这只是一座空宅。后来松林庵改造成了茶叶加工厂,从此庵堂里装满了茶叶的清香。但我仍然觉得,松林庵三个字属于唐诗或者宋词,反正它毫不含糊地充满了江南的意象。当然丹桂房也足够江南,丹桂房的雨天来临时,人们穿起蓑衣,村外的溪水涨上来了,鸭子在岸边集结,桃花在岸边淋雨。天地苍茫,如果说这都不够江南,还能是什么呢?

丹桂房有三个自然村,离枫桥镇最近的是瓦窑头,中间是丹桂房,再往南就是邓村山下。这三个自然村几乎成为一条直线,组成了一座大村庄。这座村庄曾经被某一个火红而且特定的年代命名为永胜大队,有时候,也被叫作彩仙村或者彩仙大队。尽管名字那么缤纷,但是这个村庄里的人,差不多都只会自称是丹桂房人。比如我,比如建德,比如天平……比如威风凛凛的村主任校泰长佬。

假定我们能回到1655年的春天,你或许会在一条蜿蜒的泥路上,碰到一个叫陈丹葵的年轻人。年轻人撑着一把油纸伞,遮挡着那个年代的紫外线。年轻人是从枫桥镇上的陈家过来的,他站在没有雾霾的一片空地上,懵然地张望着。此时陈丹葵最著名的叔辈——画家陈老莲已在绍兴病亡,清军挟带着刀光剑气威风凛凛地入境。这个平静的小镇四周,仿佛暗流涌动,这让陈丹葵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陈丹葵被邓村山下的益三太公聘为骆家私塾的教书先生,那天天气是多云到阴。陈丹葵站在骆益三家的院门口,先研究了一下房屋结构,然后中气十足地大叫一声,陈丹葵在此。

院门只开了一条缝,骆益三眯着眼睛看了陈丹葵很久。他突然笑了,说,陈丹葵你把你的简历给我。

陈丹葵就用胳膊夹住了那把心爱的油纸伞,口齿清晰地说,在下姓陈名衷丹,字丹葵。我来你家应聘当教书先生,请开院门。

1655年春天的院门吱呀一声就此打开。后面的故事十分俗套,那就是骆益三骆先生的女儿,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有文化的教书先生陈丹葵。陈丹葵在离骆益三家不远的地方开始定居,他根本没有去有关部门批地基,也没有申请土地证和房产证,就自作主张地搭起了三间草房。陈丹葵还学会了酿酒和种田,农闲时分他会继续教人识文断字。一不小心,陈丹葵生了六个儿子,六个儿子又生了十八个儿子,十八个儿子又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陈丹葵当仁不让地当起了太公。这些英武过人的传奇,都白纸黑字地记载在家谱中。最后,私塾先生陈丹葵的子孙,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村里人理所当然全部姓陈,村庄顺理成章被叫成丹葵房。又因为丹桂与丹葵音调相近,村庄被人叫成丹桂房一直至今。

假定我们能回到1655年的春天,我将匍匐在地,在年轻的丹葵太公面前磕一个响头说,玄了不知道几代的玄玄孙海飞磕头。

假定要还原一下我家在民国年间的状态,那么是这个样子的:我的爷爷陈梅品,我的奶奶骆杏林,他们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村民,但是却有着还算雅致的名字。我爷爷一共三兄弟,他是做小本生意的,经常贩点水果卖个玉米。有时候有赌客到我家聚赌,陈梅品先生就炒年糕给他们吃,烫酒给他们吃,泡茶给他们吃,还要免费讲笑话给他们听。然后,在赌客们赌到天亮见输赢的时候,可以从赢钱的客人那儿收取佣金。那时候我们家坐拥三间草房,坐北朝南,甚是气派。我爷爷一点也不稀罕地主陈阿大家的台门大瓦房,因为草房的冬暖夏凉,是有科学依据的。更为雅致的是我们家屋后,有一片涤荡着清风的竹园。竹的身材是很好的,修长、精神。现在好多美女,都喜欢减肥。梦想把自己减成我家后院竹竿的模样。

我奶奶骆杏林曾经语重心长地告诉过我,那时候村里有很大的樟树和乌桕,夜里猫头鹰的叫声此起彼伏。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篱笆,石井在汩汩冒着泉水,沟渠里水波潋滟,堤岸边桃李芬芳,月季争奇斗妍,油菜也发疯似的开花。村里村外,树围着村,村包着树。关键是,蔬菜无公害,春风十里,绝对没有霾。

假定我能去一趟民国的年代,我想学一学裁缝或者弹花匠。或者当一回摇头晃脑的乡村诗人,不仅要吟“白毛浮绿水”,还要把能用“红掌拨清波”的鹅煮熟了下酒。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村夫生活。我可能还会和枫桥镇上当年名头响亮的著名诗人何植三成为朋友,我们是完全可以下象棋的,当然也可以朗诵一下他的诗歌。

假定我们能回到1977年9月1号,那我就是光荣的小学生。我背起舅舅用过的旧书包,阳光照耀着我的破衣裳,啷里格啷啷里格啷,我日理万机地读书忙。

丹桂房小学是由祠堂改建的,那儿是陈姓子孙们办红白事的地方。我幼年的记忆里,仍记得有几口棺材疲惫地靠着厢房的墙壁睡大觉。我对这种有着猩红漆色的木头箱子心生恐惧,总觉得那里面装着的是一个巨大的秘密。有时候我会好奇地想,棺材里会不会装着金币,或者装着大米,更或者躺着一个昏迷的林中睡美人,甚至也有可能盘踞着一条身材修长的蛇。“当当”的钟声,响彻了校园,麻雀在瓦屋顶上跳跃,或者飞翔……

我记得那发出亮堂堂的声音的钟,是一截用尼龙绳子吊在屋檐下的钢轨代替的。钢轨的身上本来是跑火车的,现在成了一种信号工具。这是钢轨作为钢轨本身,静卧在枕木上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陈校长穿着中山装,沉着冷静地一次次地敲着钟。在批改作业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起当年的祖宗,一个叫陈丹葵的同样是教书先生的年轻男人。

假定我们能回到1989年4月9号,我年轻得像一根灌满了水的甘蔗。我去当兵了,胸前佩着一朵用红纸织起来的大红花。我家的门框上面后来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了“参军光荣”四个字。那天清晨我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努力地想学习电影里解放军经过村庄时雄赳赳的模样。比如赵永生同志的模样。然后有一个叫小花的姑娘,深情地望着队伍,唱着妹妹找哥泪花流。但是我怎么着也没能找到那种感觉,我走路晃荡得像个背着草药筐巡行在江南大地的游方郎中。

现在想来,春天我走出村庄的那条土埂,也就是当年丹葵太公走进村庄的那条土埂。这土埂其实是一条防护堤,发大水的时候,丹桂房的村民就在这儿敲锣救埂。我是一个实足的懒汉,我想,发大水“救埂”的时候,如果村主任分给我一个工种,我愿意敲起响亮的铜锣。

1991年冬天,我卸下了领章帽徽,穿着一身旧军装从南通一个叫环本的地方回到丹桂房。我一直想唱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但是词到了嘴边,却变成了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其实我们都是回不去的。丹桂房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遥远了。从1992年春天开始我再次离开了村庄,从此变成了一枚客人。我在诸暨市区的一些工厂里辗转,当保安,拉煤,摆小摊,当水道工的下手,到药厂管仓库,做企划,学校当文书……打工谋生,娶妻生女,后来又去杭州游荡,仿佛满怀理想。

现在的丹桂房,我的那些小伙伴们盖起新房的较多,道路也被水泥覆地。没有了我当初脑海里活着的青砖黑瓦,没有了院门、菜园、竹篱笆,没有了一个从竹园隐约处一闪而过的女子。我记得当年那座叫作松林庵的庵堂改为茶厂,茶厂半闭废弃后,植物就在庵堂里疯狂地生长。这成了我那些年里一个触目惊心的记忆,一种叫作“十蓬头”的野草,几乎可以长到你的胸口,它怎么可以长得那么嚣张?我不忍心打扰它们的宁静,更不愿剪除和焚烧它们。我扳着手指头一算,作为一种生命,它们和丹桂房有极大的缘分。如同我和村庄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更多时候,我觉得我像一棵移栽在城市的“十蓬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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