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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0年第1期|纪尘:​沉睡骆驼——西非四国行记(节选)

来源:《天涯》2020年第1期 | 纪尘  2020年01月14日07:34

马里:鳄鱼之河

越过那个路口并不容易。

破旧的小巴永无休止。那些车,几乎每块挡风玻璃都有巨大裂痕,几乎每个前视镜都破碎空缺,几乎每扇门都无法关闭——年轻的跟车员永远攀挂在车门外。他们目光炯炯、精力旺盛,不断对来往行人作出询问手势;他们总在车还没停稳就一跃而下,将各式各样的包裹、乘客、动物塞进所有可能的空间,再小跑着跃上已开动前行的车;他们声音急促响亮,时而双唇一抿——如优秀弓箭手般将痰毫不拖泥带水地直线射出。没人会因这骤然又自然的零点一秒受到影响。

人们沙丁鱼般挤在小巴上,锈迹斑斑的车窗时常搭靠着严重睡眠不足的黑脑袋:那些衣衫褴褛的孩子,总是三五成群,他们起早贪黑,身挂校服般统一的空铁罐,终日赤足穿梭于大街小巷,对陌生人重复着千篇一律的乞愿。那些咣当作响、空空如也的铁罐,装着他们空空如也的童年。

除了公交小巴,摩托亦是千军万马。人们的黝黑肤色跟胯下机器浑然一体,如滚滚乌云在明亮阳光下川流不息。期待车流为行人减速慢行是不切实际的妄想,唯一能做的只有眼疾手快,在某个行驶缓冲期见缝插针。

这里是鳄鱼之河(Bamako,马里首都,意为鳄鱼之河),这个路口,或者说所有路口都不是为“Toubab”准备的——每当看到白人,这个词便条件反射地从人们嘴里蹦出。孩子的兴奋叫喊更是伴着某种显然家喻户晓的节奏,儿歌般盘旋在街头巷尾。“Toubab”意为白色。这种对白人的称法自殖民时代就已存在,没什么贬义,也不带恭敬。

这个自2012年旅游业便停滞消亡的赤贫之国,只有南部百分之二十的领土还能偶尔看到白人,他们是欧洲各使馆工作人员或维和部队军人。当然,极偶尔的,路口也会出现一两个风尘仆仆的背包客——比如那个中国旅人——也许她是半年甚至一年来,这里出现的唯一东方面孔。

她不是白人,她肤色深如褐蜜,但人们一样叫她“Toubab”,原因很简单:既然能到国外旅行,哪怕是这样的赤贫之地,也就挺有钱,也就跟白人没什么两样。Toubab的一个引申意,即为“富裕的旅行者”。

路口不是为白人准备,但马路对面那间有空调的凉爽超市却是——除了Toubab,没人会将钱花在矿泉水上。如果渴了,人们就掏出二十五西法,从尘埃遍布的摊点或那些高挑清瘦的妇女头顶拿过一包“Sachet”,用牙齿撕开,仰头吸吮一空,袋子随手一扔。“Sachet”是种150ml的塑料袋装水,尽管有股怪胶味,却仍是这个至少一半人口喝不上干净水的国度重要的饮用补给,至于因此而来的大量垃圾——“垃圾”这个词以及对这词的关注是如此的毫无意义。

在这里,垃圾就是日常生活环境:孩子在垃圾里搜索、游戏,动物在垃圾里觅食、休憩,渔人在垃圾河里下网、打捞……私人领地如此,公共区域如此,乡下如此,城里如此。市郊某个人潮汹涌的露天集市,上百个摊点朝圣般密密麻麻沿巨大的垃圾山而布。四处翻飞的塑片与霉味熏天的尘埃中,人们神色自如地行走、吃喝、交易,漫不经心地将散落在地的香蕉片或烤鱼从容不迫捡起,或者连捡都不用,只将食物周边的垃圾用手拨开。没人因此就嫌弃,卖的人不会,买的人也不会。

就连果蔬也成长于垃圾。人们如果想种些什么,就在垃圾中放一把火,呛人的浓烟随风四下飘散。这些烟和跑在大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报废车的尾气,使得天空永远灰蒙。

但人们顾不了这些。他们背着不知为何咳喘不停的孩子,拿着锄头和水壶,在焚烧之地与因垃圾填塞而再也无法流动的肮脏河道来回往返。一段时间后,一片片清丽枝叶与新鲜果实便出现在垃圾圈中,如此超现实,仿若海市蜃楼。

马里乡间市集。作者摄。

路口这边是另一个世界。

仅几十米距离,时间便骤然慢下,空间也仿佛被一堵神秘的透明之墙分隔:络绎不绝的喧嚣一下转入安静空旷。横七竖八的水泥障碍物后,二十四小时轮值的黑人士兵目光警醒、肩挎机枪。

一扇毫不起眼的小铁门外,终日坐着位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健壮男人,他是那幢从外面看几乎不存在的客栈的第一道门的门卫——只有经过他,里面另一位终日手捧一个小收音机的健壮男人,才会在另一堵墙后按下某个键,打开第二道门。

这间坐落于各使馆之间、名为“沉睡骆驼”的客栈戒备森严,设施却相当简陋,几间普通客房只有几样东西:瓦数很低的白炽灯管、床、蚊帐、电风扇。

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客栈是安静的。几位身材苗条、神情谦卑的年轻姑娘轻手轻脚地打扫,她们跪在斑驳的水泥地,尽职尽责地用湿布抹擦。她们头顶大盆,步伐稳当地越过院子——大盆里装满粮食或者经过手洗的干净床品。两三个男人坐在前台,主要职责仿佛就是低头专注于手机,偶尔抬头回答客人的问题,三只白兔在沙地蹦蹦跳跳,不停咀嚼芒果树下的落叶。

她们头顶大盆,步伐稳当地越过院子。作者摄。

然而一到饭点,客栈便骤然热闹:两扇门不断开合,一个又一个衣冠楚楚的Toubab鱼贯而入。随之,爵士乐、香槟、咖啡、甜点……各就各位。虽然这里的食物比外面的要贵十几甚至几十倍,但没关系,至少它安全、干净,更重要的是——这一方小小天地使那些客人感到自己并未被彻底抛出“文明世界”,并未与自己的旧有秩序和生活决裂,就像那座只收白人或富裕黑人孩子的“国际幼儿园”,安全坚固的高墙下,孩子们得以顺利掠过墙外随处可见的困窘匮乏,与他们父母设计下的美好未来无缝对接。

除了多人间——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背包客从不点餐。他们每天跨过路口,在凉爽超市买些水和面包,在尘埃飘飞的小摊买份千篇一律的鱼汁米饭或fufu——一种用木薯捣成的主食。他们身穿因频繁漂洗而单薄不堪的衣裳和即将寿终正寝的人字拖,只打那种一次会足足塞进八个人的共享的士。他们有时甚至连手纸也不带,就如当地人般就地提过一把净身壶,微皱眉头走进臭气四溢的公厕。

尽管如此,他们仍是Toubab,仍如发光体般吸引着众多黑眼睛的灼人注视。

餐后的客栈重归安静。

“芬蒂”修长的身影在院落轻盈来回晃动。谁都不得不承认这位黑人姑娘的美丽,谁也都看得出那双美丽的黑眼睛里,满盛的爱之渴慕:那位年轻英俊、举止谦恭的美国小伙已住下一个多月了,更重要的是——圣诞前夕,他送了一份礼物给她。哪怕收到礼物的并不止她一人,却足以把姑娘的梦照得更亮。

客栈是芬蒂或说是所有在此类地方工作的姑娘的幸运之地:工作量轻、收入稳定、工作对象有礼温和,并且还能拥有绮丽梦想——有朝一日远走高飞。哪怕梦想的成真率也许只有万分之一,甚至不到。可,万一,万一成真了呢?

就像另一座城那间简陋廉价的小旅馆,那些因部族纷争而不得不一路南迁、除了青春一无所有的姑娘。她们怀揣满溢却几乎注定只能落空的期望,不顾一切抛开白日矜持,在沉沉夜色中捂着头巾一遍遍轻叩白人的门。不同的夜晚,不同的姑娘,相同的敲击与期待。尽管回应她们的永远是深深沉寂,但敲门声从未间断——万一,万一门开了呢?为着这彩沫般绚丽而空洞的万一,失望便总能再转换成希望。

不仅姑娘,包括她们的亲人。“我有三个女儿,你想拿谁就拿吧。”那位请人“拿”走自己女儿的中年男人,说话时正坐在一个大铝盆面前。盆里的水乌黑发臭,因为至少已洗了五十双旧鞋。这就是他的工作和收入来源:将收购来的旧鞋洗刷干净,再以比收购稍高点儿的价格出售。

虽然男人语气戏谑,眼里的无奈和期望却真实不虚:生活的荒原一望无际,女儿们所谓的未来也只是重复父辈的荒凉。因此,哪怕那个白人只是偶然经过,他仍是叫住了他——推荐商品的同时推荐女儿。

白人谁也没拿。他只是在那堆仍散发着塑臭味的湿漉漉的鞋中,挑了一双穿在脚上。

“很多东西其实没变,‘殖民’不过是换了个说法。”一曲终了,美国小伙放下吉他。他的声音压得很低,除了两位背包客舍友,别人不可能听见。

小伙到巴马科是为了收集和学习当地民间音乐。在美国的家中,他曾看过不少马里音乐的精彩纪录。于是他抵达,买下一辆摩托,载着对音乐的热烈梦想,成为川流不息的摩托大军一员。他当然有所收获,但收获更多的,是无尽炎热、肮脏、一览无余的生存困窘,是人们有所求的讨好以及求而不得的失望。

中国旅人翻了一页《荒原狼》。

赫尔曼·黑塞曾到印度旅行,在这位倾心于东方哲学文化的作家的想象中,那个呈涌出众多智慧的文明古国应当富足美好、遍地都是神圣瑜伽士和开悟的古鲁(上师)。当终于身临其境,次大陆鱼龙混杂的殖民生活却令他震惊不已:到处充斥着歧视、贫穷、肮脏,不计其数的人像流浪狗一样一无所有、毫无尊严……最后,染疾的作家失望而归。

宽阔的尼日尔河静静流淌。

大桥之上,两个汗流浃背、面红耳赤的“富裕的旅行者”大步流星。他们不是音乐家,他们一心想到西非最古老的地方,比如自西元六世纪便进行跨越撒哈拉的黄金、盐和奴隶贸易的古城杰内,或是特勒姆人和特洛伊人居住过的邦贾加拉悬崖。然而当抵达,他们发现这个国家除了巴马科和周边的两座小城外哪儿也去不了——早在2012年,那些“被神遗弃的人”[图阿雷格人(法语:Tuareg)是一支分布于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带的游牧民族,有学者认为,Tuareg可能起源于贝都因语发音,意指“被神遗弃的人”。2012年1月,图瓦雷克人在激进分子的帮助下发动武装叛乱,马里北部冲突开始。]就用充满仇恨的机枪和火药,将无数古迹夷为平地。

他们走下桥头,转入集市——不计其数的狭窄小巷堆满不计其数的“中国制造”。他们如同跨栏运动员般不断跨越各种障碍:货物或人的身体。人们纷纷转头,凝神而视——他们的乍然出现就像两颗意外滚落于煤堆的白石。一位头顶炸香蕉的妇女大步迈到面前,从容不迫堵在狭窄过道——强烈的阳光下,浸满油渍的蕉片宛若金冠。

终于,旅客伸手拿了一包,同时递过二百西法。妇女双手一摊,表示没有零钱,然后示意——再买一包。旅客摇头,将蕉片递回,妇女圆眼一瞪,迅速从裙里摸出一百西法——交易成功。

“嘿,白人!请带我到欧洲!嘿,白人!请带我离开这里!”

一个青年突然扯下耳机,调头追赶擦肩而过的旅客。他大眼圆睁,宽扁的鼻翼不断翕动——他急切得差点跌倒。他一再重复着同样的话,甩挂在胸前的耳塞传出“鲍·马利”的清晰乐声。

人们只想离开。不顾一切。仿佛“欧洲”二字就是天堂的光芒,就能抹亮所有灰暗命运。

几分钟后,青年终于停下。他沮丧的表情仿佛只差一点就赶上飞机的迟到乘客,只能眼睁睁看着错过的飞翔渐高渐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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