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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关于《人世间》的补白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 梁晓声   2019年12月01日09:22

长期以来,我有如下愿望:

为中国的工人们写一部作品,记载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和功绩;特别是他们在工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剧烈“阵痛”以及所表现出的毅忍精神——也要抒写他们对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认为,助他们实现之,是国家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之一。这与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有关,他从三十几岁就成了建筑工人,四分之一生命是在“大三线”度过的。

也要为我这一代知青当年留城的弟弟妹妹留下一些文学形象——关于他们的哥哥姐姐的故事,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电视剧、话剧、报告文学、回忆录以及社会学专著,总之各种文艺形式几乎都有反映(我自己就曾一写再写),可谓洋洋大观。但,他们自己的人生似乎长期以来被一概的文艺形式所忽视,甚至也可以说,似乎仅只是模模糊糊存在过的群体。而我知道,他们的人生中,也有颇多值得深情抒写的故事。进一步说,比之于哥哥姐姐,他们的人生反而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贴得更紧,因为他们从没与城市分开过。

还要为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博士生留下文学之形象。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从干部队伍到各行各业都急迫地需要知识结构更全面的人才,否则难以、也可以说不能完成振兴国家之伟业。他们中的优秀者为促进改革所起到的作用、付出的努力,既超越了此前之十七年,也比当年之其他群体更加特殊和关键。

我认为作用最为重要、努力最不应被忘记的,是当年的一批“复出”干部。他们多为“老革命”,由于被“打倒”过,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反省最多。在他们身上,温习初心的反省力,当年便有各自不同的体现。他们之多数,与从前确乎是不一样的。他们当年所表现的正能量,值得后来的干部总结经验和虚心学习。

我还要抒写的是时代本身。

“某年”在时代中,时代是由许多“某年”组成的。所以我意识到,仅写一个十年不足以反映中国的发展变化,没有比较则无说服力。今日之中国是人人都有所感知的。对于发展成就的共识,只能建立在比较之前提下,这就是为什么《人世间》从1972年写起的缘故。如果说“70后”对贫穷年代的中国还多少保留了些儿童或少年时期的记忆,那么“80后”头脑中此种记忆是很少的。换言之,他们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缺少对比认知。“90后”、“00后”的缺少尤甚于他们。我的愿望之一是,为他们中想要补上对比认知的人提供文学性参考。

时代是动态的。

要抒写时代本身的变化,非写几个十年不可;因为中国之发展变化并不是在一个十年内一蹴而成的。凡四十年中,前十年与下一个十年不可能不部分重叠,此中有彼,彼中有此。

时代的特征主要是由人的生存特征来体现的。倘要写出时代特征的演变,则必较多地来写人的命运的沉浮。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写出文学性的各阶层分析来。

那么,在我这儿,《人世间》不可能不是现实主义风格的。

关于“现实主义”,历来众说纷纭——在我这儿,无非就是客观一些,再客观一些;全面一些,再全面一些;少些个人情绪色彩,多些理性眼光。不客观些,则不可能全面些。而片面的眼光,是现实主义之大忌。

文学的意义究竟何在?

五十岁以后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六十岁以后,我自己对自己给出了回答——不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风格尽可迴异,但宗旨却只有两点——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

人类还是要进化的。

人类进化的大方向只能是继续向好人性进化的方向。

“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其实始终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品质特征。舍此意义,文学与人类的关系便无足轻重,并且就会在面对“意义”二字时陷于大困惑。

也许此种思考是浅薄的,但已确实成为了现在的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不是唯一理念,而是重要的理念。这一理念是我不论在阅读时还是创作时,仍能感受到文学之意义在焉。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P31—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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